张承志
《史记》注引皇南谧《高士传》,记载了尧舜禅让时期的一个叫许由的古人。许由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,便潜入箕山隐姓埋名。然而尧执意让位,追许由不舍。于是,当尧再次寻见许由,求他当九州长时,许由不仅坚辞不从,而且以此为奇耻大辱。他奔至河畔,清洗听脏了的双耳。
时有巢父牵犊故饮之,见由洗耳,问其故。对日:尧欲召我为九州长,恶闻其声,是故洗耳。巢父日:子若处高岸深谷,人道不通,谁能见子?子故浮游,欲闻求其名誉,污吾犊口。牵犊上流饮之。
所谓强中有强,那时是人相竞洁。牵牛的老人听了许由的诉说,不仅没有夸奖反而忿忿不满:你若不是介入那种世界,哪里至于弄脏了耳朵?现在你洗耳不过是另一种钓名沽誉。下游饮牛,上游洗耳,既然你知道自己双耳已污,为什么又来弄脏我的牛口?
箕山许由的本质,后来分衍成很多传统。洁的意识被义、信、耻、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,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,使中国人长久地自尊而有力。
后来,伟大的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著成,中国的烈士传统得到了文章的提炼,并长久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矗立起来,直至昨天。
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。它所收录的精神是不可思议、无法言传、美得魅人的。
英雄首先出在山东。司马迁在这篇奇文中以鲁人曹沫为开始。
应当说,曹沫是一个用一把刀子战胜了大国霸权的外交家。在他的赢弱的鲁国被强大的齐国欺凌的时候,外交席上,曹沫一把揪住了齐桓公,用尖刀逼他退还侵略鲁国的土地。齐桓公刚刚服了输,曹沫马上扔刀下坛。回到一席上,继续前话,若无其事。
今天,我们的体制派们按照他们不知在哪儿受到的教育:掇疑会大声叫喊曹沫犯规一但在当时,若没有曹沫的过激动作,强权就会压制天下。
意味深长的是,司马迁注明了这些壮士来去的周期。
其后百六十有七年,而吴有专诸之事。
专诸的意味,首先在于他是第一个被记诸史籍的刺客。在这里司马迁的感觉起了决定的作用。司马迁没有因为刺客的卑微而为统治者去取舍。他的一笔,不仅使异端的死者名垂后世,更使自己的著作得到了杀青压卷。
刺,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,本来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。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,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;在血腥的厂类史中,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、唯一可能致胜的决死拚斗。
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,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,这种行为经常呈现着一种异样的美。事发之日,一把刀子被秘密地烹煮于鱼腹之中。专诸乔装献鱼,进入宴席,掌握着千钓一发,使怨主王潦丧命。鱼肠剑,这仅有一件的奇异兵器,从此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,并且在古代的东方树立一种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。
从专诸到他的继承者之间,周期是七十年。
这一次的主角豫让把他前辈的开创发展得惊心动魄。豫让只因为尊重了自己人的惨死,决心选择刺杀的手段。他不仅演出了一场以个人对抗强权的威武活剧,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思想:“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。”
第一次攻击失败以后,他用漆疮烂身体,吞炭弄哑声音,残身苦形,使妻子不识,然后寻找接近怨主赵襄子的时机。
就这样行刺之日到了,豫让的悲愿仍以失败终结。但是被捕的豫让骄傲而有理。他认为:“明主不掩人之美,忠臣有死名之义。”在甲兵捆绑的阶下,他堂堂正正地要求名誉,请求赵襄子借衣服让他砍一刀,为他成全。
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形式和仪式的伟大胜利。连处于反面角色的敌人也表现得高尚。赵襄子脱下了贵族的华服,豫让如同表演胜利者的舞蹈,他拔剑三跃而击之,然后伏剑自杀。
也许这一点最令人费解一他们居然如此追求名誉。
必须说,在名誉的范畴里出现了最大的异化。今日名利之徒的追逐,古代刺客的死名,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的现实,该让人说些什么呢?
周期一时变得短促,四十余年后,一个叫深井里的地方,出现了勇士聂政。
和豫让一样,聂政也是仅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,就决意为知己者赴死。但聂政其人远比豫让深沉得多。是聂政把“孝”和“情”引入了残酷的行动。当他在社会的底层,受到严仲子的礼遇和委托时,他以母亲的晚年为行动与否的条件。终于母亲以天年逝世了,聂政开始践约。
聂政来到了严仲子处。只是在此时,他才知道了目标是韩国之相侠累。聂政的思想非常彻底。从一开始,他就决定不仅要实现行刺,而且要使事件包括表面都变成自己的,从而保护知己者严仲子。因此他拒绝助手,单身上道。
聂政抵达韩国,接近了目标,仗剑冲上台阶,包括韩国之相侠累在内一连击杀数十人。—但是事情还没有完。
在杀场上,聂政“皮面决眼,自屠出肠”,使自己变成了一具无法辨认的尸首。
这里藏着深沉的秘密。本来,两人谋事,一人牺牲,严仲子已经没有危险。像豫让一样,聂政应该有殉义成名的特权。聂政没有必要毁形。
谜底是卜由聂政的姐姐揭穿的。在那个时代里,不仅人知己,而且姐知弟。聂姊听说韩国出事,猜出是弟弟所为。她仓皇赶到韩,伏在弟弟的遗体上哭喊:这是深井里的聂政!原来聂政一家仅有这一个出了嫁的姐姐,聂政毁容弃名是担忧她么到牵连。聂姊哭道:我怎能因为惧死,而灭了贤弟之名!最后自尽于聂政身旁。
二百余年之后,美名震撼世界的英雄荆柯诞生了。
荆柯刺秦王的故事妇孺皆知。但是今天大家都应该重读荆柯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的荆柯一节,是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。那一处处永不磨灭的描写,一代代地感动了哺育了各个时代的中国人。独自静静读着荆柯的记事,人会忍不住地想:我难道还能如此忍受吗?如此庸庸碌碌的我还能算一个人吗?在关口到来的时候我敢让自己也流哪怕一滴血吗?
易水枯竭,时代变了。
荆柯也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。与文人不能说书,与武士不能论剑。他也曾被逼得性情怪僻,赌博嗜酒,远远地走到社会底层去寻找解脱,结交朋党。他和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终日唱和,相乐相泣。他们相交的深沉,以后被惊心动魄地证实了。
荆柯遭逢的是一个大时代。
他被长者田光引荐给了燕国的.太子丹。田光按照三八不能守密、两人谋事一人当殉的铁的原则,引荐荆柯之后立即自尽。就这样荆柯进入了太子丹邸。
荆柯在行动之前,燕太子每日以车骑美女,患其所欲。燕太子丹亡国已迫在眉睫,苦苦请荆柯行动。当秦军逼近易水时,荆柯制定了刺杀秦王的周密计划。
至今细细分析这个危险的计划,仍不能不为它的逻辑性和可行性所叹服。关键是“近身”。荆柯为了获得靠近秦王的时机,首先要求以避难燕国的亡命秦将樊朴期的首级,然后要求以燕国肥美领土的地图为诱饵,然后以约誓朋党为保证。他全面备战,甚至准备了最好的攻击武器:药淬的徐夫人首。
就这样,燕国的人马来到了易水,行动等待着买行。
出发那天出现了一个冲突。由于荆辆队伍动身迟延,燕太子丹产生了怀疑。当他婉言催促时,荆柯震怒了。
这段《刺客列传》上的记载,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读者的觉察。荆柯和燕国太子在易水上的这次争执,具有着很深的意味。这本记载说明:那天的易水送行,不仅是不欢而散甚至是结仇而别。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,只是督战易水;至于荆柯,他此时已经不是为了政治,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拼命;他此时是为了自己,为了诺言,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。此时的他,是为了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议而战斗。
那一天的故事脍炙人口。没有一本中国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。但是我想荆柯的心情是黯淡的。队列尚未出发,已有两人舍命,都是为了他的此行.而且都是为了一句话。田光只因为大子丹嘱咐了一句“愿先生勿泄”,便自杀以守密。樊朴期也只因荆柯说了一句“愿得将军之首”便立即献出头颅。在非常时期,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,逼迫着荆柯的水平。
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荆柯和他的党人高渐离在易水之畔的悲壮唱和,其实藏着无人知晓的深沉含义。所谓易水之别.只在两人之问。这是一对同志的告别和约束,是一爪他们私人之间的誓言。直到后日高渐离登场了结他的使命时,人们才体味到这誓言的沉重。
就这样.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驹刺秦王事件,就作力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,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,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。
图穷而匕现。荆轩牺牲了。继荆柯之后高渐离带着今天己经不见了的乐器筑,独自地接近了秦王。他被奉王认出是荆柯党人.被挖去眼睛,阶下演奏以供取乐。但是高渐离筑中灌铅,乐器充兵器,艰难地实施了第二次攻击。
不知道高渐离举着筑扑向秦王时,他究竟有过怎样的表情。那时人们议论勇者时,似乎有着特殊的见地和方法论。田光向大子丹
推荐荆柯时曾阐述说,血勇之人,怒而面赤;脉勇之人,怒而面青;骨勇之人,悠而面白。那时人们把这个一问题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深入到生理上。田光对荆柯的评价是:神勇之人.怒而色不变。
我无法判断高渐离脸上的颜色。
回忆着他们的行迹,我激动,我更怅然若失,我无法表述自己战栗般的感受。
高渐离奏雅乐而行刺的行为.更与燕国太子的事业无关。他的行为,已经完全是一种不屈情感的激扬,是一种民众对权势的不可遏止的蔑视.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、凄绝的美。 |